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2022年5月17日管理世界杂志社组织召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研讨会（笔谈）。龙门客栈资料库樊丽明教授发表题为《中国财政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之思考》的笔谈文章，全文如下。

中国财政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之思考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之一。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再次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些重要论述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展中国财政学指明了前进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财政学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既吸收外来、又立足中国财政实际努力开展理论创新的过程。可以将其分为4个阶段。一是1949~1977年的创立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一些不同于旧中国时期的财政学教科书问世，反映了财政学界探索新财政学的最初成就。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引进苏联财政学理论之后，一方面为适应我国计划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与苏联的决裂加快了新中国财政学的探索进程，财政学界欣欣向荣，形成了国家分配论、货币关系论、价值分配论、再生产论等理论流派。“文化大革命”时期，财政学发展停滞。二是1978~1992年的继承发展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沐浴改革开放春风，回应恢复高考后教育教学急需，中国财政学迎来了春天。学术争论推动了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国家分配论、再生产论、剩余产品决定论、社会共同需要论等传统财政学理论流派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推动了中国财政学的发展。三是1993~2013年的引进吸收发展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财政学界一方面快速引进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西方财政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努力探索立足于中国财政制度和实践的财政学理论，中国式公共财政论应运而生。公共财政论的内容和形式因实践进展和理论创新而有不同的表现。四是2013年以来的建立自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这一定位的指引下，现代财政制度理论研究有了新突破，新时代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进入新阶段。一批学者表现出了高度的认识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财政学的繁荣发展，促进了中国财政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高培勇教授的国家治理论，刘尚希研究员的公共风险论，李俊生教授的新市场财政学等等都是富有特色的有益探索。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紧迫但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笔者认为，以中国制度和文化背景为前提，以中国财政实践为出发点，以中国财政制度、运行规律为对象，以社会科学学科为主要依托，以发展中国财政学话语体系为突破口，来构建中国财政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形成中国特色财政学教材，可能是一种现实和合理的选择。

首先，构建中国财政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应该以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为前提，以中国财政分配实践为出发点，以中国财政制度、运行规律为对象。这首先就是要解决好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即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探索内在规律，解决中国问题，实现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而要完成这项任务，就不能仅仅是进行以西方财政理论为框架、填入中国数据和案例的“简单装修式”建设。我国的所有制性质、国体政体性质、执政党性质等“四梁八柱”决定了财政运行和发挥作用的制度背景与主要西方国家存在质的不同，指导思想和价值判断与主要西方国家存在不同，财政分配原则、作用边界和运行机制也存在差异，小修小补式理论建设往往忽视财政存在的“背景差异”，忽视中国财政问题和时代需求，难以解释中国财政实际，限制了对财政的认识边界。而且，中国历史文化对于财政制度和财政运行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这一点无论如何不可忽视。一国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但一定是扎根于、立足于、延续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之中。中国有着5000年连绵不断、积淀深厚的文明历史，其历史文化惯性尤为巨大，对经济社会制度的影响更为显著。譬如，自秦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最大特色就是追求国家统一，中华文化呈现出突出的统一性特征。家国天下是中华民族的特有情怀，修齐治平、正心修身是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只有中国把“国”叫做“国家”，国家不分离，“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中华民族如同一个大家庭。这种崇尚统一的历史文化对我国的政治体制、财政体制有着重要且持久的影响作用。又如，中华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崇尚和谐、追求大同。这种文化根基构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成为了当代以人为本、绿色发展、共同富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渊源，也成为指引包括财政制度在内的经济社会制度变迁的价值导向和目标追求。

其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秉持交叉融合发展理念，按照研究对象的发展逻辑和研究问题的内在联系进行理论建构，而不宜囿于经济学甚至应用经济学的樊篱，进行单纯学科主导型建设。财政学是一门研究如何“理公共之财，管公共之事”的学问，着眼于多层级公共组织，小到最基层的乡镇街道政府，大到整个国家政府，乃至各类区域性、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公共资源配置，着重研究分析如何归集公共需求、如何筹集公共收入、如何供给公共产品（服务）以及如何提高公共产品绩效的知识，也具有培养公共意识、公共素养和公共能力的功用。各类公共组织进行资源配置，其决策影响因素绝不仅仅限于经济因素；财政分配涉及领域广泛，认识其运行过程及其规律也绝不仅仅需要经济学知识。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建立纯粹的、合乎逻辑的、形式漂亮的学术体系，可以仅在经济学框架内发展财政学，但这样的财政学是具有“学科意义”但缺少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财政学，不是经世济国、学以致用的财政学。要构建有意义的财政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应以财政分配实践为出发点，以追求学术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为旨归，融合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在一个更广的视域内建构财政学学术体系。

最后，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对已有的社会主义财政学、西方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财政学学术体系进行分析甄别，需要进行从发展话语体系到建设学术体系的基底性重构。一方面，以分析为前提，以继承为原则，将体现财政分配共性的重要概念有效利用；另一方面，需要结合国情创新性地“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譬如，将中国发挥独特制度优势、在多个领域实施的对口支援现象提炼成“中国式横向转移支付”，从而丰富中国财政学的转移支付概念和理论，增强中国财政学的解释力，即是一例。“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从对口援藏到对口援疆，从医疗援助到教育援助，从对口支持三峡库区到对口援建汶川地震灾区，从东西部扶贫协作到精准脱贫，对口支援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中组织性日渐增强、覆盖面越来越广、力度不断加大的政府行为，在解决地方性公共产品提供不足、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各民族团结互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形式多样的对口支援，其实质是中国式横向转移支付。”可以说，唯有以传承和创新相结合的话语体系构建为基础，才可能逐步构建起“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财政学学术体系。

编辑/永军